从宏观层面上讲，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考虑到这一轮新型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在资金流动问题上必须稳扎稳打，不能盲目放开，要考虑到大量资金出走的可能性和由此带来的压力。
再来看国内的证券公司，有不少证券公司上半年就赢利几十亿元，业绩成百倍的成长，甚至于比成百倍增长还要高。即使在北京这样一个经济十分繁荣的城市，不少新毕业的大学生，其工资收入在一千元也就是够理想了。
但是作为政策市股市市场，政府为什么就不检讨一下目前这样的制度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为什么我们政府设定的制度安排在制造整个社会财富严重两极分化，而不是让整个社会财富越来越合理分配？可以说，目前中国的股市这种疯狂的飚升，完全是政府政策的结果。不仅垄断性企业的业绩快速增长，而且不少金融机构的业绩更是惊人。我们所关注的也不是今年的财富为什么会涌流向金融市场？我们关注的是，这种财富的涌动是在制度化、合法化的外衣进行，是大家认为的市场化使然，就如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出现的情况一样。这些完全是政策市的结果，政府如何不深刻地反省这些政策，不修改与完善这些政策，那么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公会进一步加剧。这些溢出的财富在短时间涌向少数人。
当然，他们与房地产开发商比还是会低一些档次。据悉，就今年股市的成长来说，不少证券公司的高层管理与不少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及高层管理者，如果按照年初的合同，他们不少人的工资水平也要迈入千万元以上工资收入阶层了。如果政府担心贸易逆差对出口产业造成不利影响，政府可能一方面紧缩货币，另一方面允许汇率贬值以避免贸易逆差的进一步增加。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在一定程度是周期变化的结果。1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在"十一五"规划中，中国政府实际上有一个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目标，这个目标低于8%。而预期的形成将改变公众的行为，使通货膨胀的恶化难于避免。
第五，中国存在严重的价格扭曲。(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进入 余永定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宏观经济 通货膨胀 资产泡沫 。
为此，我同样认为，不应该把放松资本流出作为为升值减压的手段。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学家之间，中国经济学家和有关部门决策者之间的讨论涉及了许多问题。但是，在必要的时候，为了保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政府不应该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该出手时就出手"。中国的投资率到底是多少？我也搞不清楚了，我想至少应该是45%。
升值和通胀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在"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Balassa-Samuelson effect，根据该理论，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其实际汇率应该不断上升。利息率指数化政策稳定了居民对存款的需求。汇率的变动主要取决于贸易政策目标(调整净出口增长速度、调整国际收支不平衡)，而不是抑制通货膨胀的需要。这一种经验不应该轻易忘掉。
道理很简单，"进"是为了"出"，如果"出"得非常容易，外资肯定会进来。把流动性过剩的来源从货币供给方和需求方加以区分，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央行的对冲政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售央票)和利率政策的不同作用。
这种担心是否是杞人忧天呢？不一定，理由如下： 第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明显超过了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根据一般的经济理论，通货膨胀的发生一般都有一段时间的滞后，而中国高增长低通胀的情形已经有几年了。2004年政府还曾提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保持在7%左右。
看看香港、看看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政府在股市发生剧烈波动时的政策，我们不难找到答案。后者在付出通货膨胀恶化的代价之后，并不能保持中国出口的竞争力。即便中美之间不存在3%的利差，3%的升值预期也并不足以引起大量跨境套利、套汇资金的流入。在经济增长持续的同时，中国的财富再分配过程如火如荼，整个社会中充斥着的浮躁心态。如果周期方向发生变化，需要遏制资本流出，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重新加强对资本流出的控制？如果这样，我们要付出的代价将是非常高的。但是，最近几个月以来，通货膨胀率明显上升，公众中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安情绪。
但是，也应该看到，如果中国继续升息，而美国进一步减息，中美之间的利差肯定会越来越小。如果以当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为基础确定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其后果很可能是经济的进一步过热。
不应该让中国投资者，特别是小股民慌慌张张跑到香港去，一下子被套住。什么类型的资本可以先流出、什么后流出？什么行业的流出应该鼓励、什么不应该？什么地区优先、什么地区禁止？是绿地、并购、参股？是债权、证券还是不动产？什么类型的企业应该成为海外投资的主体？所有这些都应该有一个通盘考虑，有一个长远安排。
真正关心3%升值预期的大概主要是中国企业。但现在中国的资产价格已经很高了，对外资也有很大的风险。
我以为政府确确实实应该尽可能避免干预资本市场，不应该贸然刺破泡沫。所以，不能简单的得出结论。当然，在一两年之后，中国面临通货收缩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关于这种可能性这里不详细讨论。理论上说，如果一个国家存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顺差，而汇率升值又缺乏弹性时，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率上升、实际汇率升值，直至国际收支最终实现平衡。
但是我个人对这种观点是有怀疑的。资本市场的获利机会和通货膨胀造成的负利息率导致货币的需求减少，也会造成流动性过剩。
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说明，体制建设仍然任重而道远。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是短期的，是反周期的。
"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预期--工资和薪酬上涨--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正在形成之中，或者已经形成。但是可以肯定，生产能力过剩并不是不发生通货膨胀的充分条件。
而负利息率则是推动通货膨胀的动力源。即便央行通过对冲政策把货币供给方造成的过剩流动性充分吸干，过剩流动性依然会存在。当前我们又要控制通货膨胀，又不想升值，资本管制就成了重要武器，为什么弃置不用呢？ 维持资本管制的更根本理由是：中国的经济体系仍然十分不完善，金融体制依然脆弱，各种不平衡持续恶化。相对价格的调整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必然要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
第二，现在不是个别农产品的价格在上涨，而是农产品价格在普遍上涨。在通货膨胀环境下，一种价格的提高必然引起另一种价格的提高，各种价格竞相提高，除了使通货膨胀恶化之外，相对价格的调整根本无法实现。
例如，电视机的生产过剩，并不能抑制粮食价格的上升。如果根据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是11.5%，就断言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达到了10~11%，是不够慎重的。
7. 在中美利差缩小，人民币升值幅度给定的条件下，中国是否还有提高利率的余地？ 在相当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在2005年汇改前后，央行特别注意所谓的利率平价，我们希望汇率升值的年率为3%，于是我们努力使市场形成这样一种年率为3%的升值预期。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同耕地面积的减少、世界范围内农产品价格的上涨都不无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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